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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一股汹涌澎湃的民族主义浪潮,如同一道闪电划破晚清的夜空,以雷霆万钧之势,向列强的在华势力发起了猛烈的挑战。
1900年春,义和团的火焰已经燃烧到了京津地区,他们拆毁教堂、袭击洋人,列强见此情形,决定以武力镇压。
于是,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组成了所谓的“八国联军”,以维护在华利益为名,实则行侵略之实,向中国发起了武装进攻。
清军总兵罗荣光严词拒绝,联军随即发起了猛烈地攻击。在激烈的战斗中,罗荣光壮烈牺牲,大沽口炮台沦陷。
8月14日,北京城也宣告陷落。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在联军的铁蹄下仓皇出逃,北京城内一片混乱,联军士兵在城内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在逃难的途中,慈禧太后为了挽回摇摇欲坠的晚清政权,竟然荒唐地提出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馊主意。
在滑铁卢一战中击败拿破仑的惠灵顿公爵曾这样说过:我确实相信,假如不是我在那里的话,我们是不会获胜的。
把这句话稍加改变,用在慈禧太后身上便可以这样说:假如慈禧太后不越位揽政擅权的话,庚子之役就不会发生,晚清的败亡不至如斯,历史也许将会改写。
这些强盗乘着战舰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凭借廉价的商品,害人的鸦片,杀人的枪炮和所谓高出东方野蛮人文明的西方文明,使用那半欺半骗、半抢半夺的手段,从中国人身边得到了无偿租地、滚滚白银。
1901年,清政府在义和团运动的余波中,面对八国联军的铁蹄,被迫签订了这份沉重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
首先,清政府被迫接受了一笔巨额的赔款——4亿5千万两白银,连同利息,总额高达9亿8千万两,这笔沉重的负担几乎压垮了国家的经济。
接着,北京东交民巷被划定为使馆区,各国军队在此驻扎,中国的土地上,却由外国军队守护着外国的利益。
此外,清政府还被要求在外交制度上进行全面的改革,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位居六部之上,变通各国使臣觐见礼节,这无疑是对国家主权的极大侵犯。
1901年,清政府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被迫签订了《辛丑条约》,承诺赔偿11国共计本息9.8亿两白银的巨额赔款。
当时的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罗伯特·赫德,通过对清朝海关税务收入的估算,开出了4.5亿两白银的本金赔款,并建议清政府从1901年开始到1940年分期还清,每年按0.4%的利息计算。
例如,当时的山西省,为了筹集赔款,不得不增加烟酒税厘金,甚至以关税及山西省烟酒税厘金作抵押,向汇丰银行借款100万英镑,年息5厘,20年还清,本息合计15余万镑。
这也就导致了白银越来越不值钱了。这本身对清政府来说,或许是一件好事,但列强怎么会轻易地放弃这个赚钱的机会呢?
他深知,如果按照列强的要求,将赔款从白银转换为黄金,清政府将面临更加沉重的财政负担,甚至可能导致国家破产。
在谈判中,梁诚直言不讳地指出,如果清政府无法承受黄金赔款的压力,可能不得不通过增加税收来应对,这将引发民众的不满和反抗,对美国等列强在华利益也将产生不利影响。
1907年初,驻美公使梁诚通过运作,与其深交的内务部与工商部主事者格斐路与斯特劳斯向美国总统发起提议。
1908年5月议案正式被通过,美国国会通过决议:核准将美国庚子赔款数额下降,退还1000万美元。
北洋军阀袁世凯等人想借庚款修路来实现其扩军计划,清廷老官僚徐世昌,主张用其办银行来开发东北三省以应对日本的侵略。
直到1909年10月,首批庚款留美生被派出,历时一年有余。其中时间虽短,但给中国的未来带来了崭新的气象。
在这些留学生里,有着现代微分几何之父陈省身、建筑学家梁思成、着名哲学家金岳霖、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
战后,根据《凡尔赛和约》,中国终止了对战败国的赔款支付。同时,新成立的苏联政府放弃了原沙俄在中国的部分特权,包括庚子赔款。
1930年,英国国会通过法案,放弃中国尚未支付的庚子赔款,这些国家都效仿美国,规定将退款主要用于文化教育事业。
日本一直持续索要庚子赔款。当然,碍于国际舆论,他们决定将中国对日庚款的剩余部分用于所谓“对华文化事业”。
庚款的处置权仍操在日本手中,庚款的去向也很少真正用于中国的文化事业,多数是投在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各种文化事业上。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了中国东北,但国民政府仍继续支付对日庚子赔款,显示出当时政府的软弱和无奈。
当中国彻底将日本侵略者赶出国门之后,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地位的提升,以及日本自身地位的下降,日本不得不重新考虑其对华政策,包括庚子赔款问题。
但1949年,国民党政府撤退到台湾后,为了得到美国的支持,在日本赔偿问题上采取了妥协的态度,表示可酌情核减或全部放弃赔偿。
周恩来总理指示,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因为如果要求赔偿,其负担最终将落在日本人民头上,这不符合中日世代友好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