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楚墓群及其出土文物概述
长沙素有“楚汉名城”之称，春秋时期长沙就纳入楚国版图，战国时城邑颇具规模，但文献记载极简。而大量楚墓的发掘，充分印证了这一事实。自20世纪40年代至今，已发掘春秋战国古墓3000多座，保护完好的出土楚文物10万余件。著名楚墓葬有：1949年出土人物龙凤帛画的陈家大山战国墓，1951年五里牌406号战国大墓，1954年出土毛笔和天平砝码的左家公山15号墓，1971年出土大量兵器的浏城桥1号墓，1973年出土人物御龙帛画的子弹库1号墓，1976年出土钢剑的杨家山65号墓，1980年出铭文铜戈和漆虎子的五里牌1号墓等。
长沙已发掘的楚墓，基本分布在战国长沙楚城的周围，除湘江西岸的银盆岭、岳麓山有为数不多的战国晚期楚墓外，其他主要都在湘江东岸。湘江东岸古代是岗峦起伏的丘陵，其中临江部分为冲积的河谷平地，其界线大概是东起小吴门经浏城桥至天心阁一线，南至南门口，北至兴汉门，在此范围内主要是河谷平地，溪沟交错，此之外则是连绵的低矮山冈。楚古城建在河谷平地，墓葬就分布于其周围的冈丘。
据“长沙历史文化丛书”之《湘城沧桑之变》一书总结，城南楚墓主要分布成3条带形，一是从天心阁往西南至燕子岭、劳动广场、妙高峰、雨厂坪、下碧湘街一带，这一条山脉直到晚清民国初期尚存，至今仍可见其余势。上世纪50年代修劳动广场时曾发掘战国楚墓80余座，1991年在广场西北角的马益顺巷还发掘战国中期的大型木椁墓。二是从天心阁往东南经回龙山、月亮山(今市15中学)、小林子冲、侯家塘至东塘、赤岗冲一带，从20世纪50年代在月亮山发掘50多座战国墓开始，至今在这一带已发掘的墓葬有数百座。三是从临湘江的大椿桥、东瓜山经仰天湖、扫把塘、黄土岭至砂子塘，这一带至今山势犹存，为长沙城区的脊梁。这里的仰天湖、扫把塘是墓葬较为密集的地方，1957年仰天湖25号大型木椁墓出土大批竹简。
从长沙楚墓出土的文物，我们不但可分析出楚长沙城的位置规模，还可论证其在商贸、经济、文化等方面城市的功能和设施等情况。长沙楚墓出土文物较有特色的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类是帛书帛画。20世纪40年代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墓中出土了珍贵的先秦帛书，全书分甲乙两编，共写有948字，四周用朱、绛、青三色绘有神物、树木等图像和解说词，这是我国最早用毛笔与彩墨书画的珍贵图书资料，又称缯书。惜原件已流落海外，今收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战国时期，长沙地区的绘画艺术已相当高超，出土帛画作了充分的证明。1949年在长沙南郊陈家大山楚墓中发现了我国现存最早的帛画人物龙凤帛画；1973年又在长沙子弹库一号墓出土了人物御龙帛画，均为楚国帛画的杰出代表。人物龙凤帛画，上方为展翅欲飞的凤和扶摇直上的龙，似欲飞升天国仙界；中部画一侧立妇女，高髻细腰，广袖宽裙，双手合掌作祈祷状；下层画一弯月形物代表大地
人物御龙帛画画一男子，危冠长袍，身佩长剑，侧身向左持缰御龙，龙奋首卷尾作腾飞状，龙的尾部和下部，还有一鹤一鱼。两幅画中的人物形象均为墓主人，画中内容反映了楚人死后乘龙驾凤、灵魂升天的思想。它们构思谲诡，立意新奇，线条云流风动，往往有传神之笔，因而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郭沫若先生对人物龙凤帛画极感兴趣，写下《西江月·题长沙楚墓帛画》：
仿佛三闾再世，企翘阪鹤相从。陆离长剑握拳中，切云之冠高耸。上罩天球华盖，下乘湖面苍龙。鲤鱼前导意从容，瞬上九重飞动。
二类是铁器。长沙楚墓出土的战国铁器数量在全国首屈一指。据湖南省博物馆统计，从1951—1964年有186座战国楚墓出土铁器共241件，品种30多种，主要有锄、铲、斧等生产工具及鼎、夹、带钩等生活用具，占总数的70%。出土铁器中数量最多的是生产工具， 1951年在长沙识字岭314号春秋晚期楚墓填土中发现的铁凹形锄和长沙窑岭15号春秋晚期(约公元前6、7世纪)墓中出土的铁鼎是国内迄今发现最早的铸铁件，金相检验为莱氏体白口铁组织。这种铸铁件的发现使我国铸铁发明的时间大大提前，比欧洲使用铸铁的时间要早2100多年。
三类是铜镜。长沙出土的战国铜镜，其数量之多、纹饰之精美为全国之最。1951—1964年，长沙楚墓出土铜镜470面，加上1964年以后出土的总数可达1000面。已发掘的长沙楚墓中已有三分之一出土了铜镜，不少墓坑不到1米宽的小墓中都有铜镜随葬，可见当时长沙制镜业的发达。
四类是琉璃器，即原始玻璃，也叫料器。中国最早的琉璃器出现于西周，在陕西、河南、山东的西周墓中出现少量小件琉璃珠管，为作项链等装饰的用品。战国时期的琉璃，则主要出土于长沙，初步统计有近200座楚墓中出土琉璃器达400余件，其中作项链等装饰的琉璃珠、管近300件，1990年浏城桥附近一座小墓中就出土玻璃珠140余颗。通过化验，长沙出土的玻璃器的成分以硅、铅、钡为主，属铅钡玻璃。世界上古代玻璃器最早见于古埃及和古巴比伦，尔后西亚地区的玻璃技术一直都很发达。战国时期长沙楚墓出土的玻璃器和当时西方的玻璃器，虽然在器形上有不少相似之处，但玻璃的成分却有明显的区别，后者成分以钠钙为主。由此可见，长沙当时不仅有发达的玻璃制造业，而且可能与西方有一定的交往。
五类是漆木器。长沙楚墓出土的漆器数量多，品种丰富，花纹精美。尤为重要的是不少漆器上有针刻文字及烙印，1954年杨家湾6号墓出土的1件漆盒，盒底外和盖内都阴刻着“王二”的字样。1956年发掘的沙湖桥19号墓出土的1件漆耳底有漆书“某里×”字样。还有不少漆器的底部烙印有圆形、三角形或方形的印章，有的在不同地点发掘出土的漆器其印章大小文字一致，似为同一印模烙出，很可能由同一作坊生产。这是长沙，也是中国最早出现的“商标”。
长沙楚墓中还有100多座墓中出土有天平和砝码，有的出土1个或数个砝码，有的天平砝码同出，最完整的一套出土于1954年左家公山15号墓，除天平外，9个砝码大小依次排列，共重约250克，相当于战国时的1斤。此类天平砝码除长沙楚墓外，其他地区基本未曾发现。天平为当时称量黄金货币之用，说明楚时长沙商品流通已相当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