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谦，（1398年－1457年），字廷益，钱塘县（今浙江杭州市）人。永乐十九年（1421年）中进士。宣德元年（1426年）任御史，巡按江西，昭雪冤囚数百人，后由杨士奇举荐，升任兵部右侍郎。

　　明英宗正统六年（1441年），于谦作为巡视河南、山西的巡抚，给朝廷上书建议：

　　“把河南、山西各积存的数百万谷子，在每年的三月借钱给缺粮的贫苦下户，待秋收后收还；那些老病和贫穷无力偿还者，官府就免收他们的借粮。州县官吏任满当迁者，如果预备粮不足，不许离任。这事并由风宪官员按时稽查巡察。”

　　明英宗采纳了于谦的这个建议。正统初年，“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主持内阁朝政，都很重视于谦，于谦所奏请的事，早上上奏章，晚上便得到批准。

　　后来，“三杨”去世，大宦官王振开始专权，一些官僚争相搜刮民脂来贿赂王振。而于谦因生性刚直，不事权贵，每次进京，都是两袖清风，因此，王振暗自忌恨于谦，找了个理由把于谦关了三个月牢房。

　　老百姓们听说于谦被判处了死刑，一时间群民共愤，联名上书。王振便称从前也有个名叫于谦的人和他有恩怨，说是把那个“于谦”和被关起来的于谦搞错了，这才把于谦放出来，但把于谦降职为大理寺少卿。

　　正统十三年（1448年），于谦被召入京城任兵部左侍郎。次年，北元余部瓦剌也先挥师南下入侵，明英宗听从王振的主意，决定御驾亲征，于谦极力劝阻，但没有被采纳。

　　中遭到瓦剌的伏击，全军覆灭，明英宗也被俘。明朝留守京城的官员一片恐慌，大多数主张南迁，唯独于谦言辞激烈地反对，并举例宋室南渡后，成为一个积弱的小朝廷为例。

　　在于谦的主张下，推举监国的郕王朱祁钰为新帝，以杜绝也先挟英宗以令明朝的幻想。

　　明代宗朱祁钰也下决心坚守北京。当时，由于明英宗亲征时基本把明朝的精锐部队全部带走了，剩下留在北京的明军说是老弱病残也不为过，人们都担心这些兵员能防守的主北京城吗？

　　于谦经朱祁钰批准，将两京、河南的备操军，山东、南京沿海的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的运粮军，全部调进北京，他亲自筹划部署，加强防卫，朱祁钰并把于谦提为兵部尚书。

　　也先一看明朝又立了新皇帝，挟持明英宗没有达到奇货可居的目的，一怒之下，又挟带英宗，攻破紫荆关，明朝守将战死，也先入关，直指京城。

　　于谦沉着应战，指挥北京军民抗击也先的进攻。瓦剌部作为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他们以骑兵突袭，游击作战，屡屡得手，但是，碰到坚固的城池攻防战时，他们也就失去自己的优势。

　　也先在城下和于谦相持了五天，也先邀谈不成，作战又失利，知道不可能达到目的，又听说各地勤王的部队马上就要开到，他担心明军截断他的退路，于是拥着明英宗急忙撤围而去。

　　于谦力挽狂澜，议立新君，又以一介文官，整兵对阵强悍的瓦剌部，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他既断了也先亡明的念想，也保住了朱氏大明王朝的江山社稷。

　　也先在挟持了明英宗近一年，看也捞不到什么油水，就又把明英宗放还回明朝了。明英宗回朝后，待着南宫以太上皇的身份准备养老。

　　明代宗朱祁钰在次年改年号为“景泰”，他自知要依靠于谦这些能臣，“所论奏无不从者”，“用一人，必密访谦”。有人弹劾于谦贪功、专政，朱祁钰仍力排众议，继续对于谦委以重任。

　　由于于谦坚守清白，因而他也得罪了不少人。主要有左都御史徐有贞、武清侯石亨、宦官曹吉祥等人。

　　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朱祁钰病重，徐有贞、石亨、曹吉祥等人密谋发动了

　　石亨、徐有贞等人和于谦本有嫌隙，此时乘机给于谦罗织罪名，这个说他图谋不轨鼓动明代宗更换了原来的英宗太子，那个说他预谋迎立明英宗最忌讳的襄王子为储君，总之，都是谋逆的大罪，建议明英宗对于谦处以死刑。

　　正月二十三日，于謙被押往崇文門外，就在這座他曾拼死保衛的城池前，得到了他人生最後的結局——斬決。

　　明英宗派錦衣衛前往于謙的家中抄家，他以爲作爲明代宗最爲倚重的大臣，于謙家中應該很富有。

　　原來，于謙平時生活節儉，居住的房舍也只是起到一個能遮風擋雨的作用。明代宗曾經要賜給他府邸，但于谦并不接受，说：

　　抄家的官员们看于谦房屋简陋，只在正屋里有一只箱子锁得严严实实，他们以为于谦将金银珠宝藏在了这里，急忙打开一看，里面却是只有明代宗赏赐的蟒袍、剑器等物，都还整整齐齐地原封不动。